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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崇焕是英雄还是罪人(袁崇焕是英雄还是罪人虎扑)

要论袁崇焕是忠臣还是罪人,是很考验一个人史学功底的。要得出结论,先得对多方史料进行阅读和分析。

袁崇焕,袁出生于明朝末年的东莞,籍贯是广西藤县。他的家族疑似为广东东莞袁氏家族 ,父系单倍群疑为O2a-MF1156,是O2三大支002611的下游 。MF1156是南方支系,支系里面的家族都在长江以南。下图的“掉哪妈,顶硬上”是粤语的方言俚语,也是袁的口头禅。反映了袁的性格特征,那就是坚持到底,做最后的倔强。但这种倔强的精神也导致了袁的人生悲剧。

严重的经济危机

明末时期,迎来了奇冷无比的小冰河期,气候上出现极端天气,夏天大旱大涝,冬天又寒冷刺骨,这给大明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,大明经济陷入危机。后金那边则影响不大,后金为C2北支的游牧民族,他们以抄掠和贸易为生,不依赖于耕作。虽然满洲也面临人口下降的威胁,但不至于像大明一样流寇遍地,经济接近崩溃。在这种环境下,努尔哈赤带领满洲人崛起, 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。

袁崇焕受任在辽东防守正在崛起的后金。袁崇焕视察地形,认为应该重点防守宁远城,得到了上司孙承宗的认可。此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埋下伏笔。当时有一种声音是,放弃整个辽东,回关内固守。袁崇焕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意见。

二次战斗的大捷

天启六年,努尔哈赤再次来犯,到达宁远。袁此时任辽东按察史,指挥宁远之战。袁写下血书,寓意死守,再以红衣大炮重创了努尔哈赤,努尔哈赤退军。宁远之战是抚顺失利后明军对后金的首次胜利,也是努尔哈赤生平唯一未能攻克的城池。之后袁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,想打造固若金汤的防守,但沉重的军饷却让明廷财政吃不消。

天启七年,皇太极闪击比较弱的朝鲜,占领朝鲜后又率军来攻关宁锦防线。袁崇焕调兵遣将,组织防御,又一次抵御住了皇太极的进攻,毛文龙率领东江军在后方干预辽阳,迫使皇太极退军,史称宁锦大捷。虽然获得了两场战斗的胜利,但明弱满强的局面没有改变。之后皇太极改变了战略,从其他地方绕道开辟第二战线。

崇祯上台后,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,兼右副都御史,督蓟、辽,袁许下“五年平辽”的承诺,崇祯给其充足的兵饷。崇祯二年,袁崇焕以私怨诛了功臣毛文龙。毛文龙在皮岛打游击,对后金起到了牵制的作用。虽然毛的战绩有水分,但功大于过是肯定的。假设毛犯了过失,也不应该由袁来诛之。而且袁在诛毛之后,要了更多的军饷,东江军饷由24万翻至43万,但不久后便断粮,袁有贪军饷之嫌。后来秋后算账时,袁被定性为与皇太极有议和密约,这个密约的前提便是诛毛文龙。传言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,但袁是早有预谋诛毛的。

己巳之变

蒙古发生饥荒,请求向明朝买粮食,袁答应了。袁此举等于资助敌人,蒙古人转手把粮食卖给满洲。皇太极乘机借道蒙古,以十万精兵袭击明朝。此前皇太极已经降服了察哈尔、喀喇沁等蒙古诸部,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。

皇太极方面的《满文老档》记载:“八月初三日,与喀喇沁部议和,誓告天地书曰:‘满洲、喀喇沁部两国,同心修好’”。

对于皇太极的袭击,袁崇焕是早就收到预警了的。但袁掌握着最精锐的*,却不做防备,导致皇太极长驱直入。赶到蓟州要地后,袁崇焕没有守蓟州-三河一线,又遣散了四方到来的援军,包括把原先在三河的侯世禄调离。

清初《崇祯长编》:“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,专恃欺隐,以市米则资盗,以谋款则斩帅,纵敌长驱,顿兵不战,援兵四集,尽行遣散,及兵薄城下,又潜携喇嘛,坚请入城。。”

“援兵四集,尽行遣散”是夷匪所思的举动。时任锦衣卫的张道浚又有另一种说法,他提供了一些袁的供词。

张道浚所著《张司隸初集——纠欺罔奸党疏》:“崇焕自招云:‘遣散援兵,以为京城内溃,不意尚守得定。’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”。

但也有人认为是张道浚伪造了供词,结尾有分析。比较合理的解释是,袁无意决战,但又一直给崇祯打包票,忽悠皇上可是欺君之罪。之后皇太极再次绕道,直逼京师,京师人人自危。袁这次驰援,起码是指挥不当的,有渎职之嫌疑。袁引起了崇祯的猜疑,与皇太极有密约、主动召敌的传闻开始大量传播,包括当时第一线的名将满桂也这么认为。

明朝遗民张岱在《石匮书后集》记载,“满桂说:'袁崇焕杀毛文龙以为信物;今勾引入犯,以城下之盟,了五年灭寇之局'”。

多名大臣都认同满桂的想法,是袁故意招引敌人进犯京师,有些更煽风点火说袁意图谋反。另一种说法则是,袁要诱敌深入,切断敌人退路,打歼灭战。

好了,袁到了北京坚城下,总该依托坚城大战一场了吧?但袁首先是让白喇嘛请求入城,“暗藏夷使”,这更加深了崇祯的猜疑,崇祯当场拒绝。有说法是,袁想在城上架起红衣大炮,复刻宁远之战案例,这其实也解释得通。接下来,袁还是保存实力,“顿兵观望”,没有制止皇太极抄掠,只是象征性打了一架。崇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出来,把袁投入狱中。这个时候,袁的心腹爱将祖大寿看到大佬下狱,擅自引关宁铁骑回山海关。祖大寿的离去,差点酿成了城下之盟。在审讯袁的九个月里,袁一言不发,最后被凌迟处死。

袁被凌迟的原因

袁死后,明朝内部就袁粉、袁黑两派,至今依然争议巨大。要论袁是忠臣还是罪人,还是要从当时的背景考虑。

袁“五年平辽一年平到北京”,袁老喜欢做大的承诺,可见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。但他的平辽战绩是看不下去的,尤其是和皇太极的对抗中,处处落于下风,“应变非其所长”,袁的关宁锦防线每年耗费数百万,但效果不大,敌人只需要绕道便破功,大明财政最终走向崩溃,流寇攻入京师。袁初期的罪名,大致关于三点:第一、擅自处死功臣毛文龙。同时期的大将王在晋认为,己巳之变正是因为毛死后满洲没有后顾之忧所致。

王在晋说:“毛文龙径袭辽阳,旋兵相应,宁锦之围解,文龙与有力焉。此出于崇焕之自陈,剧称其牵制之功,则文龙何可杀耶?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,明知而故悖之,崇焕之祸,其真自取耳!”

第二、袁拥兵纵敌,没有选择决战。袁以及部下祖大寿多次违背崇祯的命令,差点造成城下之盟。这也是事实。

第三、袁擅自和议、“通虏谋叛”。在清初《满文老档》里,袁“通敌”的信有很多封,是袁私自议和的证据之一。从史料来看,袁有多个“通敌”的痕迹,包括让白喇嘛向后金传递信息等。

“七月初三日,我所遣白喇嘛、郑生员等至”——《满文老档》

细细分析下,这三点都是成立的。清朝对袁进行平反,突出说崇祯中了反间计,诛袁是自毁长城。其实袁并不是皇太极的对手,反间计没有太大用处。反间计虽然是真实存在的,但不是崇祯下旨的关键一环。崇祯审讯了九个月后才诛袁,可见不是一时意气,很可能是掌握了袁“通敌”的证据,“谋叛”可能不成立,但“通敌”是成立的。刑部侍郎涂国鼎写的《性余堂集》,记录了袁初审时曾有供词。结合锦衣卫张道浚的说法,可以互相吻合。但不排除袁是因恶心而说了反话。

当时最为关键的是,关宁军已经军阀化了,只效忠于某个权臣,多次对抗皇上的旨意,挑战至尊的权威。此外袁还牵涉到了党争,“谋叛欺君,结奸蠹国”,袁和钱龙锡关系甚密,钱龙锡早被崇祯疏远了,现在又被温体仁等政敌举报,罪名是和袁串谋,欲制造城下之盟。

然引敌长驱,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,袁崇焕也。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。而阴与华亭奸辅,临邑罪枢密谋欵敌,遂引之长驱,以胁城下之盟。——《温体仁家书》

崇祯二次亲自审袁,袁不辩解。完全不辩解,导致了崇祯的恼怒。京都的舆论、群臣都在指责袁,18岁的崇祯最终采信了群臣的说法,把袁定性为谋反,认为袁想制造城下之盟,惊扰大明庙社。文武大臣都在指责袁,可见袁作为操粤语口音的倔强南方人,在北方为主的百官里面,相处得非常不融洽。

《大明律·刑律》记载:“谋反大逆:凡谋反,谓谋危社稷;大逆,谓谋毁宗庙、山陵及宫阙。但共谋者,不分首从,皆凌迟处死。”

那么,是什么依据认为袁在谋反呢?《国榷》里面有提及,但这些依据都没有一个过硬的证据作为支撑。

明末谈迁的《国榷》说:“袁崇焕谋叛欺君,结奸蠹国;斩帅以践虏约,市米以资盗粮;既用束酋,阳导入犯,复散援师,明拟长驱;及戎马在郊,顿兵观望,暗藏夷使,坚请入城,意欲何为?致庙社震惊,生灵涂炭,神人共忿,重辟何辞?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,姑赦不论,妻子流二千里,安置福建,财产尽没入官”。

小编插一句,袁崇焕初心很可能并不是谋反,只是拥兵自重,自视过高。由于满洲骑兵野战太强,袁不得不选择议和,以拖待变。但他与皇太极的议和行动,被皇太极加以利用。袁军事能力在中上,但应变不是他的长处,在和皇太极的博弈下处处被动。袁本来罪不致死,但在城下之盟的嫌疑下,他选择了不辩解。崇祯积怒非一,最终酿成了袁的人生悲剧。十四年后,崇祯也死了。对袁的评价应该回归理性,过度拔高反而容易招黑。但是讥讽袁为汉贼的,也是于理不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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